1.中国经济步入“正常化”

随着中国在取消疫情管控后全面放开，很多人都曾期待随着商业活动能迅速恢复，中国经济增长将迎来期待已久的结构性反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又回到了 GDP 增速逐步放缓的长期趋势——从 2010 年的 10.6%持续放缓到 2023 年的 5% 左右。这一长期趋势只是在过去几年中被新冠疫情打断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中国经济正在“正常化”。它的增长将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由一个个五年规划所拉动的投资热潮，而是更多由转型性因素所驱动，如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多的增加值，以及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

在经济正常化的过程中，内需会发挥重要作用，但一些旧引擎将难以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的内需消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受到了压制。近年来，随着就业不确定性加剧、人口快速老龄化和收入增长变得温和，自 2019 年起储蓄率就不断升高。如果没有新的政策增加家庭收入、缓解当前劳动力市场的错配状况，中国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例（2022 年为38%）仍将低于与经合组织的标准（通常为 60% 左右）。同时，曾经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行业转型速度较慢，不足有效支撑国内消费增长。以房地产市场为例，它曾经在一定程度上人为创造出了需求，还通过房产的不断增值给人们带来虚假的财务安全感，让人们更愿意消费。然而当下，住房需求疲软和开发商债务的高企将制约房地产市场的复苏。可以预见，如果占 GDP 30% 的房地产市场持续动荡，它将拖累中国经济的增长。

同时，全球经济放缓加上供应链重构和地缘政治因素，中国的出口市场正在向全球南方国家转移。从 2018 年到 2022年，中国出口中销往全球南方国家的比例从 37% 增加到了41%。在“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推动下，2022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额占到了中国国际贸易总额的 45%。出口大量转向新兴市场的这一趋势反映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已然发生改变。

自 2021 年以来，中国加快推进工业现代化进程，以创新驱动打造新的竞争力和生产力，加快中国向主要中间商品生产国的转型。仅在一年之内，中国的机器人密度排名就从 2020年的全 球第 9 位攀升至到了 2021 年的第 5 位。2021 年 和2022 年，高技术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都超过了22%。在此推动下，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逐渐从大规模生产驱动转型为以研发驱动——就像我们在全球芯片价值链中所看到的，中国公司从过去的仅参部分产业链环节到拓展至设计、生产到封装的整合型产业链。

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的基本面依然稳固，但需要进行结构性转型。这意味着需要提高生产率和增加附加值，通过人均GDP 的增长拉升居民可支配收入。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里，中国的经济仍将保持增长但将表现出一定的周期性，而且国内企业之间竞争将更为激烈。因此产品、定价和国内及国际市场的销售通路将成为各家企业首当其冲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与过去的发展模式大不相同。

2.不断变化的世界格局下，中国企业应选择哪些国际市场

从全球范围来看，预计 2024 年世界经济恢复较为缓慢，而且各地区、各行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中国企业在寻找潜在市场时需要有前瞻性的眼光、专业的方法和对地缘政治因素的深刻理解。

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数据来看，2022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 3.5%，2023 年预计降至了 3.0%，2024 年将进一步下滑至 2.9%，这反映出全球增长逐步放缓的短期趋势。其中，发达经济体是导致增长低迷的主要原因，制造业的低产出抵消了服务业的反弹。然而，部分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仍相对乐观，如印度、菲律宾、越南和印度尼西亚，预计 2024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为 6.3%、5.9%、5.8% 和 5.0%。

欧元区面临诸多不利因素导致欧洲经济持续低迷。初步数据显示，2023 年欧元区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小幅萎缩——如果剔除爱尔兰波动较大的数据，则保持持平——这已是连续第五个季度表现低迷。受能源价格下跌和食品价格通胀放缓的影响，10 月份的整体通胀率降至 2.9%，为两年来的最低水平，核心商品和服务价格则出现了持续但温和的通缩。欧洲中央银行在最近一次会议上维持了利率不变，预示着可能会暂停升息；预计到 2024 年中期，通胀率将降至 2% 以下，因此可能会进入降息周期，以减轻实际利率上升的风险。

虽然欧洲经济增长缓慢，但其技术和工业竞争力仍高度依赖进口。 欧洲仍是 一 个对外开放、统一和透明的市场。从2018 年到 2022 年，欧盟 27 国与中国的年度货物贸易差额逆差从 1547 亿欧元加大至 3962 亿欧元。而在服务方面，欧盟 27 国主要依赖美国，与美国的贸易差额逆差从 2018 年的 140 亿欧元扩大到了 2022 年的 1130 亿欧元。因此，欧洲市场对产品、服务和技术的需求将为中国企业带来机遇，中国企业可以有选择地进入欧洲市场。

3.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一些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增长仍呈现良好势头

在过去三十年中，全球南方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 GDP 的份额从 1990 年的 20% 迅速上升到了 2022 年的 40%，大幅超过了工业化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全球南方国家已成为投资的主要目的地。2022 年，全球南方国家吸收了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 71%，而 1990 年时这一比例还不到 20%。其中，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在吸引外资方面领先于其他全球南方地区。在地缘政治紧张和经济主权不断得到重视与加强的宏观背景下，目前的供应链重构将使一些能够建立竞争优势的国家受益，如印度、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成员国、墨西哥、泰国、印度尼西亚等。

从不同地区来看，新兴亚洲市场表现领先。内需增长和贸易全球化推动了它们在后疫情时代的复苏，预计 GDP 增速将达到 4-6%。亚洲地区供应链重构和贸易区域化将成为地区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中国正日益成为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市场重要的技术、知识和投资来源。印度在服务业和建筑业发展的推动下，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一些“中国友好”但较为分散的东欧和中亚市场也具有一定的潜力。在中东和北非地区，海湾国家推动了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增长，国内需求的蓬勃发展为工业本地化发展提供了大量机遇。此外，撒哈拉以南非洲由大宗商品（如农业、金属矿产资源）驱动，但市场分散，并且会受到融资和产能周期的影响。南美洲虽然经济增长较为缓慢，但全球南方或全球价值链的整合将帮助它们找到机遇，实现经济发展。

4.走向世界的中国企业应该如何取得成功

中国正在形成以技术和创新为驱动力的新型竞争力，逐步取代传统的成本竞争优势。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不断发挥劳动力优势，利用持续涌入的资本打造了无可比拟的成本竞争力。在当下的新时代中，中国极具韧性的工业体系和基本面将继续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和生产竞争力。同时，庞大的消费群体和不断崛起的中产阶级所带来的规模效应也将不断增强中国企业的价格竞争力。

更重要的是，得益于中国技术和创新驱动的新型竞争力不断增强，中国正在多个新兴产业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在过去几年中，经过不断推动和创新，中国企业已在整个电池价值链、电动汽车、数字与互联（如 5G）、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等领域建立了强大的全球竞争力。与此同时，一些在中国创新和培育成功的商业模式也通过本地化复制推广到了全球市场，如电子商务（产品、品牌、渠道）、物流与仓储、社交媒体与游戏、服务（如支付、IT 服务）等。

面对日渐式微的传统全球化模式，中国企业可以通过新的模式发挥新的竞争优势。

自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不断增长的出口是中国经济取得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在这种传统的全球化模式下，各个国家寻求最大化发挥自己的竞争优势，跨国企业统一调动各国劳动力，根据能力完成专业分工，不断消除全球贸易和物流壁垒。

然而，在全球需求疲软、地缘紧张局势加剧和供应链重组等多重因素的推动下，中国企业的传统出口模式竞争力正在弱化，亟需向新的全球化发展模式转型。

这种全球化发展的新模式建立在数十年积累的出口传统模式之上，不过，更加重视区域化和更为深入的本地化发展模式。这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市场、更多的发展机遇，以及更强的本地竞争力。

通过区域化发展，中国企业一方面可以为国内过剩的产能找到更多的销售市场，还在“一带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金砖 +”等国家战略及倡议的推动下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中国企业还可以利用各区域市场的其他优势（如成本、关税政策等），进一步提升产业竞争力。

通过本地化，中国企业不仅可以提升对当地资源、销售渠道网络的深入了解，增强公司在当地的竞争力，还可以给当地市场带来更多直接益处（如就业、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使自己作为一家外国公司更加贴近当地市场消费者和利益相关者（如政府），提升企业与当地市场的相关性和影响力。

然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和各国利益的分化给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之路带来了新的掣肘——中国企业在探索全球化发展时需要更为谨慎地应对。以下是一些例子：

经济制裁和行业法规：迄今为止，制裁性立法主要由西方国家推动（如《反海外腐败法》、“实体清单”等）。同时，中国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和欧洲的GDPR 等结构性行业法规，也需要从事国际业务的公司深度理解、严格遵守。

供应链风险：在过去几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和乌克兰战争期间，全球供应链风险暴露无遗。企业需要快速采取行动，通过“去供应链瓶颈”、供应来源多元化、供应链区域化布局等方式来降低风险。

企业脱碳： 气候竞争力（企业脱碳）已成为企业全球竞争力的另一个衡量标准。国际国内政府、企业的降碳 / 脱碳要求会促使贸易流向更短的线路，以尽量减少排放，与此同时，随着去碳化监管压力与人们绿色发展意识的不断上升，客户对绿色产品的需求也日益增加，需要企业重新审视与规划自身的供应链、技术和产品等重要问题。

战略敏感性： 如果企业所处领域、行业较为敏感（如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领域或业务），或企业与本土市场的特殊企业具有高度竞争关系（如与本土国有控股公司构成直接竞争关系），战略敏感性将对于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变得更为重要，企业需要具备极高的应对能力。

经济主权： 强调“经济主权”、“经济自主”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新鲜话题（如“实现自给自足”、“双循环”发展模式），但在新冠疫情时期，西方国家意识到了供应链瓶颈和高度依赖性进口所带来的问题，因而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开始着重强调“经济主权”、“经济自主”。

更重要的是，得益于中国技术和创新驱动的新型竞争力不断增强，中国正在多个新兴产业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在过去几年中，经过不断推动和创新，中国企业已在整个电池价值链、电动汽车、数字与互联（如 5G）、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等领域建立了强大的全球竞争力。与此同时，一些在中国创新和培育成功的商业模式也通过本地化复制推广到了全球市场，如电子商务（产品、品牌、渠道）、物流与仓储、社交媒体与游戏、服务（如支付、IT 服务）等。

与此同时，在过去几年动荡的世界格局、紧张的地缘政治影响和激烈的竞争格局影响下，美国及一些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消极看法不断加剧，因而中国企业在海外业务布局与发展需要更为审慎与宏观的考量。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发布的调查报告，2018 年以来，美国、德国、法国、韩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以及其他一些经济体（如印度）对中国的看法陡然变得更加负面。然而，拉美国家（如阿根廷、墨西哥）、非洲国家、一些中东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和一些东南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对中国的看法则更为积极。

对中国看法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市场对中国企业或品牌的情绪，给以“中国品牌”身份出海的中国企业在市场进入战略、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方面带来了一定显性和隐性的障碍和困难。

因此，中国企业需要采取具体措施，解决一些地缘政治制约因素，最大程度地发挥竞争优势。

对于准入门槛较高的市场，中国企业可以通过间接 / 部分准入的方式进入，如通过第三方国家。 以美国市场为例，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多年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直接进入美国可能较为困难。但墨西哥在出口美国市场方面具有近距离和多种优势，如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与其他 50 多个国家签有自贸协定、较低的劳动力成本、相对成型的产业集群、IMMEX 计划等。目前，墨西哥已聚集了约 90 家全球汽车整车厂，近年来我们看到了中国汽车供应商有逐渐围绕整车厂聚集的趋势，尤其是在新莱昂州和阿瓜斯卡连特斯州。

随着全球商业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企业必须仔细甄别其价值链，以预测并降低潜在风险。 这包括来自中西方的制裁和监管合规风险、战略敏感性、供应链韧性和本地资源能力等。对于涉及关键技术（如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大数据等）或国家利益、关键基础设施与资源（如军事、航空航天与国防、能源等）的高战略敏感性行业，企业需要格外谨慎地考虑价值链定位以及如何与国外市场互动。例如，企业可以考虑向供应链上游转移（如由一级供应商转为二级供应商），以尽量减少或避免直接暴露在风险中（如最终用户风险）；或通过与当地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建立保护屏障；或将较为敏感的业务从组织架构或所有权中剥离出来，以控制风险，降低风险。

此外，技术已逐渐成为中国企业的关键优势之一，中国企业必须通过增强中外技术和创新的力量来实现影响力的最大化。 我们已经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些新领域中看到了这种模式的成功应用，如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光伏、风力涡轮机等。未来，我们可能会在更多领域看到这种模式，如人工智能、航天、医疗等。这是培育强大的中国品牌并在全球市场上产生影响的最大杠杆。

最后，中国企业应转变观念，从“具有海外业务的中国企业”转变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 几十年来，许多中国企业通过拓展海外市场开始了全球化发展之路。然而，与欧美等全球跨国巨头相比，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发展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在新的阶段里，中国企业必须成为“真正的跨国公司”，这需要企业建立不同的思维、技能和治理方式，并加强本地足迹，扩大当地影响力、获得当地利益相关者的高度认可。

为此，中国企业不仅需要创造更高的商业价值（如本地伙伴关系、本地生态系统、与大学合作等），还需要创造出社会价值（如就业、培训、技术 / 知识转让、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等），并通过强化本地化管理（如本地高级管理层、KA 管理）以及深度本地化（如独立身份、价值链的部分转移等）提高组织与管理的适应性。

5.对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道路的启示

从全球范围来看，预计 2024 年世界经济恢复较为缓慢，而且各地区、各行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中国企业在寻找潜在市场时需要有前瞻性的眼光、专业的方法和对地缘政治因素的深刻理解。

随着俄乌冲突与中东加沙地带冲突不断持续，全球需求低迷，世界经济面临着新时期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给企业发展发展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和障碍。

尽管面临多重挑战，全球市场仍为中国企业提供了结构性机遇。全球南方地区（如东南亚、部分海湾国家等）仍蕴藏着大量发展机遇，值得我们重新关注全球南方市场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不应仅局限于全球南方国家——其他市场，如欧洲部分国家，仍对产品、技术和服务具有稳定需求，中国企业可能需要采取更加成熟、专业和本土化的方法与策略参与到这些市场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企业需构建其自身本地化的新模式（如多元化 / 区域化供应链、本地品牌、生态系统等），并努力成为真正的跨国企业。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企业在当下全球化道路上必须更加谨慎，采取具体行动组合预测、降低与化解风险。必要时，企业需要在灵活调整价值链 / 供应链定位（比如从原始设备制造商转变为供应商），并通过增强中外技术合作和创新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影响力。

过去几十年，我们见证了中国成功的发展历程。在新的时代里，我们相信，凭借中国的经济实力、技术创新、成本优势和不断提升的国际影响力，中国企业将在全球经济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